假如生活欺騙了你　——旅俄隨想 胡發云 http://www.zqsc.net　　 2007年12月4日 1:50 　　 作者: 胡發云　　 来源: 本站原创

假如生活欺騙了你　           ——旅俄隨想     胡發云   [編者按] 胡发云是著名知青作家。《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2007年10月10日用一個整版的篇幅，發表了本文的刪節版。蒙作者厚愛，原文日前寄交本會。因每期篇幅所限，全文將在“中國日報”南加知青協會主辦的“南加知青”專欄（每周六）連載。   友人邀約，同游俄羅斯。一行七人，最小的四十出頭，最老的已是“80后”了。這樣的一群，与俄蘇就有了千絲万縷打斷骨頭連着筋的聯系。一個人名，一首歌曲，一段往事，一個場景都會生出許多回憶或感慨來。俄羅斯是一個很自大的民族，不太用別國的語言文字，連飛机上一些人命關天的解說，也是俄語。這是很多人赴俄時最發怵的一件事。幸好此次有俄蘇文學專家、翻譯家藍英年先生同行，于是便有了耳目和喉舌——第一次，這兩個詞儿變得如此准确和親切。 行程中，藍先生成了最搶手的人物。   第一章：　從中蘇友好宮到全俄展覽中心   2007年8月15日，上午9時許從北京起飛，一路上逐日而行，抵達莫斯科，還是正午，烈日當空。 入住那座碩大無比客房三千的宇宙飯店。那是1980年為莫斯科奧運會而建的，蘇法合資。据說法方要求在飯店廣場上豎一尊戴高樂像，錢不錢的都好說。戴高樂果然就立在那儿了，二十多年來，戴着他那頂著名的高帽子，看腳下人來車往世事變遷。 從客房窗口望去，對面有一片典型的蘇式建筑群。藍先生告訴我們，那就是著名的蘇聯國民經濟成就展覽館，沒事儿的時候可以去轉轉。他還記得里面有十五個小金人，代表前蘇聯15個加盟共和國。 于我來說，對蘇聯最早的印象，來自于一只精美的鐵皮糖盒，里面的糖果，用那种透明的，我們當時稱之為“玻璃糖紙”包裹。一個遙遠又陌生的异國，就是以這樣的五彩斑斕進入了我的童年記憶。在我們玩糖紙的孩子間，這樣的一張“蘇聯玻璃糖紙”可以換數十張普通糖紙。父輩們在1949年以前當然是見過這一類糖紙的，但是他們不說，似乎這樣的糖紙天生就只有蘇聯才有。就像報紙上蘇聯人打領帶，神气又新异。父輩們也不說，他們數十年前就在脖子上挂過。直到文革來了，母親翻箱倒柜尋找那些“四舊”之物，翻出一些打領帶的照片，在廚房的水池里燒，又翻出一些領帶來，一刀一刀剪斷拆開攤平，讓它們面目全非，我這才發現蘇聯人使用的這類家什，我們早就有。 五十年代，對于我們來說，中國以外的全部世界只有蘇聯。如果說還有一個的話，那就是牆頭宣傳畫上，那些頭戴鋼盔，腳蹬皮靴，面目猙獰的美帝國主義。 1956年，繼北京，上海，廣州之后，武漢也建了一座“中蘇友好宮”，緊接着，在那里舉辦了《蘇聯經濟文化建設成就展覽會》。那盒糖，就是我父母參觀展覽后從那儿買回來的。很快，我也見到了那座對于武漢來說無异于神話m殿似的建筑。寬闊的廣場，美麗的噴泉，庄嚴恢宏裝飾繁复的建筑群，華麗的穹頂，光洁的地面，還有那些精致又气派的雕塑那時候，武漢已經有了一批這樣的蘇式建筑，還有剛剛落成的万里長江第一橋。連同那些精美的糖紙，“蘇聯”就以這樣直觀的方式，植入一個孩子心中。 晚飯后，八點多鐘，太陽還老高。我到那個展覽館去散步。從飯店過去，要穿過一條長長的地下通道。俄國人喜大，地下通道也是如此，搞市場經濟了，兩旁建起了一溜商鋪，中間留下的走道依然寬敞。商鋪門臉都不大，櫥窗中擺滿密密麻麻的各類商品，從煙酒服飾到手机相机，洋貨國貨都有。俄國人性傲，永遠一副愛買不買自得其樂的樣子，也不興討价還价。走出地下通道，一片熱騰騰的市井煙火气扑面而來：一群年輕的街頭歌手已經架設好一應家雜唱起歌來，不再是我們熟悉的俄蘇歌曲，有看客應和着隆隆的節拍跳舞，也不是我們熟悉的蘇聯水兵舞或烏克蘭民族舞，倒像美國的街舞。胖胖的大媽在買那种棕色的飲料格瓦斯，還有賣花的，賣頭巾的，買玩具的，賣鮮果干果的价格都不便宜，加之用盧布計算，數字是人民幣的三倍，開始總不能接受。后來知道，俄羅斯近年的人均收入增長很快，每年都是兩位數，今年的月均收入已達一万多盧布，也就是三千多人民幣，莫斯科地區已達到兩万。用世行報告中的話來說，是一种符合窮人利益的經濟增長。加上他們的福利不錯，那些對中國人來說要命的支出——上學就醫交通能源水電通訊供暖，不是免費就是廉价，所以他們大多數還是敢花錢的。 進了展覽館大門，這才發現，當年父母給我買糖果的中蘇友好宮，只是這個展覽館在中國的一個遠房兄弟，身架，眉眼，神气，都像。只是武漢那個遠房兄弟早已在十多年前一串爆破聲中煙消云散了，連同數十年的風風雨雨——里面辦過的各類展覽，連綴起來，可以當一部武漢社會政治文化史來看——大躍進，劉連仁忘本回頭，四清，學雷鋒，文化大革命，收租院，一直到后來的各類商業展銷會，給武漢市民留下了許多歷史記憶。据說許多目睹炸館場面的中老年人都哭了，許多人的第一個隊日是在那儿過的。 如我們早已熟悉的國內同類場館一樣，這個當年蘇聯向全世界展示社會主義強大、先進与民族團結的教育基地，已經成為商業娛樂之海。歌廳，迪廳，游戲廳，水幕電影，射擊場，還有全世界無處不在的中餐館布滿這234公頃的每一個角落。突然就看見了那個极熟悉的雕塑，男的舉一把鐵錘，女的舉一把鐮刀，雙雙前傾，仰望天際，一副純洁熱情志向高遠的模樣——莫斯科電影制片厂的厂徽！許許多多的蘇聯電影頓時涌上眼帘。孩提時代，坐在人頭涌動的電影院里，布帘關閉，燈光漸暗，音樂聲起，銀幕上出現的第一個鏡頭就是它！然后，一個壯麗的或歡樂的，陰郁的或惊險的故事開始了 展館內大樹參天，綠茵蔥籠，情侶們摟着牽着，母親推着嬰儿車，男人們提一瓶啤酒扎堆聊天，姑娘們穿着簡洁，三五成群或獨自溜達。順便說一句，當今的俄羅斯女性風行低腰褲，一些在中國女人看來极不适合的身材极不适合的年齡，也穿，有的低到不能再低的程度。据說那儿能夠暴露身子的日子不多，所以在短短的夏季里，盡量讓更大面積的皮膚見見天日，哪怕日頭再猛，极少有女性打傘戴帽子。姑娘們拿一瓶啤酒或夾一支香煙，也是街頭常景。我對她們照相，她們發現，一起轉過身，舉杯微笑。僻靜處，遇到一個白衣白裙的漂亮姑娘，胳膊上挽一個小坤包，會走近你，朝你笑笑，眼神中有一种意味深長的東西。有知情人說，這是性工作者。還好，挺淑女，沒有強人之難的舉動，身后也沒有黑衣打手一類人。 草地，樹林和建筑間，有寬闊的行道和空地，于是，滑旱冰就成了這里一道獨特的風景，漸漸降臨的夜幕中，男女青年們或中年們，像黃昏的蝙蝠一樣矯健又美麗地飛行，互相追逐，獨自翱翔，或做一些類似于冰球的游戲，有的則自得其樂地在空地上擺放一溜障礙物，猶如高山滑雪那樣在其間穿行，做出各种各樣好看的動作來。 一頂帳篷，几把遮陽傘，還有那全世界都認識的花体英文字樣——COCACOLA。一個有點苦，有點甜，還有點气体的黑乎乎的飲料，就這樣不動聲色又無處不在地滲透到世界上每一個有人群的地方。可口可樂攤點背后，是那座建于1964年、高107米的宇航紀念碑，一道巨大又強勁的弧線沖上天穹，弧線的頂端是那架把人類第一個宇航員加加林送上天的宇宙飛船，這個曾把美蘇冷戰推向外太空的標志物，多少有些落寞地鑲嵌在晚霞中，宛如一道歷史的軌跡。 主樓前，有座列宁銅像。后來在莫斯科，彼得堡的一些地方也能看到，有一處，列宁手里抓一頂帽子，平伸出去，當地人將它稱作“列宁打的”。不過說實在的，我所見到的列宁雕像，大多准确生動，很有創意，也沒有將他那個小小的個子夸張到什么程度做偉人狀。 除了斯大林，俄國人几乎把一切前朝舊物都留着，地鐵或前政府机构上的鐵錘鐮刀圖案，社會主義勞動英雄或紅軍戰士的塑像，各個時期的政治文化名人故居牆上的銘牌，還有大大小小的墓園里，各色人物的墓碑這些舊物似乎都是他們往昔歲月的一部分。俄羅斯的歷史不算太長，從羅曼諾夫王朝算起，也就四百年。但是這四百年，几乎全都擺放在他們今天的土地上，隨處可見——一座教堂，一幅油畫，一條街道，一座雕像，一面牆壁或一塊地磚 一個身材健美衣着簡練的女孩獨自繞着列宁像滑行，做着許多花樣滑冰的動作，我給她拍了一張照片，与身旁那個曾經改變了俄國也改變了世界的留着山羊胡須的小老頭，构成了一副饒有意味的畫面。 走出几里路了，果然就看到了那十五個小金人，在一座噴水池邊站了一圈，每個都有兩三米高，各自穿着自己本民族的服裝，全是美麗的姑娘，半個世紀了，依然是金碧輝煌楚楚動人，閒說着一個關于蘇維埃社會主義大聯邦的往事。水池中間是一大捆极夸張的麥垛，讓人想起了大躍進時候的宣傳畫。   今年是“十月革命”90周年，從一踏上俄羅斯的土地，便想到這個曾經無比神圣的詞儿。也想起了我的1967年。那是整個文革十年中最動蕩最詭譎最具戲劇性的一年。几乎也是這樣的季節，我和一位少年摯友，決定出版一本詩集，紀念十月革命50周年。那一年我18歲，他19歲。我們13、4歲便在一起讀詩寫詩了——在那陰暗又飢餓的年歲，兩個剛剛進入青春期的孩子，在節奏，韻律与文字美感中找到了一种快樂和惆悵。春花秋月，夏雨冬雪，星空晨曦，湖光山影，當然還有革命，理想，青春熱情与夢幻，在一行行詩句中排遣了許多的苦悶和茫然。文革開始，由于我們各自的家庭背景，都被排除在時代大潮之外。到了1967年，突然得到了許多做夢也沒有想到的自由。我們偶然間結識了一批黑幫作家作曲家，在他們最危險的時候，將他們中的几個人藏到一所學校的宿舍里，并且作為責編，為其中一位被打成反革命的右派軍旅詩人出了一本詩集——也就是找一個群眾組織，弄一些紙張，找一家印刷厂，排版校對印刷裝訂，就這么簡單，連里面的插圖，都是我們自己在廢棄的舊鉛版中找來的。大約當年遇羅克們印刷他們的《中學文革報》也就是這么干的。只是這樣的“出版自由”很短命，不到一年就結束了。我們找到了“十月革命”這個主題，為什么這樣？已經記不太清楚，是我們喜愛的那种語言情調，還是心里其實深藏着一种對蘇聯的情素，抑或是它有着“反修”的合法依据？兩個多月后，十月革命50周年前夕，這本薄薄的，收錄了24首詩作的集子面世，其中的作品，有我們自己的，也有我們約來的，各行各業都有，包括文革前已經成名的詩人。我們給它起的名字是《十月的烈火》。旅俄回來，我又翻出這一本詩集，套紅的木刻封面，兩組重疊的人物造型，一組是十月革命的工農兵，一組是中國文革的工農兵。里面的內容語詞，今天讀來神圣又荒謬，恍若天書。 從一盒糖果，一座建筑開始，蘇聯——這個巨大的審美化了的紅色烏托邦，以它特有魅力，一种無比新奇的异質文化進入了我們這一代的生活。電影，報紙，歌舞，話劇，雕塑，繪畫，小人書，小說，收音机里或哥哥姐姐們嘴里唱出的歌曲十月革命，就在這樣的熏染中成為我們的童話。這一切，都是以不可質疑的真理樣式交給我們的，包括那些暴力，血腥与恐怖。許多人都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誦某些電影中的台詞，模仿各种角色的語气和動作，陶醉于那种一瞬間改天換地的豪邁与瀟洒，犧牲与壯美 在那個与歷史，与前輩，与整個世界都失去聯系的歲月里，俄蘇文化，成為我們貧瘠單薄的食譜中，色彩最丰富的那一部分。 俄蘇文化于我們，像一次包辦的婚姻，多年后，我們發現了那個男人的不堪背景和种种劣跡，看到媒婆當年撒下的無數謊言，但是曾經愛過，還有了孩子——那是一种植入生命的情感經歷。這种愴然，傷感和難以言說的苦楚，讓很多人不能釋怀。 在大陸的一片粗鄙肅殺之中，俄蘇文化也成為我們一個遙遠又朦朧的夢中情人。六十年代初，我們隱隱知道中蘇交惡了，內心竟有一种非常苦澀的情緒。那時候，我們是如何痴迷那些蘇聯電影——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阿托爾斯泰的《兩姊妹》，《陰暗的早晨》，屠格涅夫的《复活》，還有他們拍的《牛虻》，《王子复仇記》，《第十二夜》，還有《短劍》，《天職》一類的青少年影片我們已經預感到，再也沒有這一類電影看了。我記得，我們几個十多歲的孩子，常常私下隱秘地談論這件事，宛如敏感的孩子談論自己父母即將破裂的婚姻，內心充滿緊張和不安。那時候，有些和蘇聯某一個男孩或女孩保持着通信的人，突然間再也接不到對方的郵件了。 到了文革，中蘇早已是撕破臉皮徹底絕裂了。當年那一群尚還怀着童稚之心的孩子，已經在數年的教化中，在不絕于耳慷慨激昂的《九評》聲中，漸漸培養出仇恨与堅硬。“蘇修”，“赫禿子”，“新沙皇”，“社會帝國主義”已經是比美帝國主義更加惡毒的形象，也是文革中出現頻率最多的貶詞，連中國自己的坏人，也要冠以“中國的赫魯曉夫”之惡名。“變修了！”這個短語，既可以斷送一個高官的政治生命，也可以責罵一個孩子的挑嘴。中蘇蜜月期間，誰要說蘇聯一個不字，便會遭難，一轉眼間，誰要說蘇聯一個好字，更是大禍臨頭。其實蘇聯還是那個蘇聯，中國也還是那個中國。只是這樣的荒謬，誰也沒有去想過。 一個我們從未真正了解過的北方鄰邦，在一只大手的操縱下，像皮影戲一樣，轉過身來，已是一副妖魔鬼怪模樣。這樣的戲劇性變化，也讓我們進入了戲劇性。重讀當年那些詩作，可以讀出一种自作多情的舞台感來。 這本詩集中，有我一首《老布爾什維克的心》，其中有這樣的詩句：   “五十年了， 克里姆林宮的紅星亮了，又暗了。 它失去了耀眼的紅光， 慘淡的余輝像紐約霓虹廣告；   “半個世紀了， 伏爾加河的水漲了，又落了， 它像俄羅斯的眼淚默默地流淌， 再不像從前那樣奔騰呼嘯。   “蠹虫蛀空了鑽天的白楊， 克里姆林宮在糖彈中傾倒！ 政權，政權！ 多少蘇聯人沒有很好地想過， 胜利后， 它還會不會重新失掉”   海風吹動着銀絲般的白發， 阿芙樂爾水手立在涅瓦河濱， 他的心像河底的激流一樣翻滾， 老布爾什維克怀念着列宁。   我知道，今天，當我滿怀不安愧對少作的時候，依然有人心里保留着這樣的情愫。但是俄羅斯人卻早已理性地告別了從前。行程中，沒有誰主動和我們說起他。 到莫斯科的第二天，我們剛走進紅場，突然就看見了列宁，他閒散又謙和地坐在樹陰下的一只小凳上，示好地望着過往的游人。他胸襟上綴着一個蘇維埃代表胸徽，兩腿間靠着一竿半人高的蘇共党旗，緊挨他身邊的，是當年他親自下令斃掉的沙皇尼古拉二世。這是兩個俄羅斯人裝扮的，酷似，給游人照相用，每次收費十盧布。半生研究蘇俄，多次來過俄國或前蘇聯的藍先生，終于有机會和這兩個舉足輕重的人物一起合影，他一手摟着列宁，一手摟着沙皇。再往前走，這樣的列宁和沙皇竟有好几對，他們互相聊着天，鴿子飛到他們的肩頭，偶爾有人來合影，他們便很敬業地擺好姿勢。 不遠處，一條數百人的長隊，耐心等待着去瞻仰列宁遺体，中國人占了很大比例。 在俄羅斯期間，就我們目力所及，沒有見到關于十月革命90周年的動靜。几年前，俄羅斯當局已經將中小學課本中關于十月革命的提法改為“十月政變”。因為推翻沙皇，結束帝制，是在資產階級的二月革命中就完成了。十月政變中被推翻的臨時政府，倒是一個合法的政府。而我們糊里糊涂敬奉大半個世紀的蘇維埃，并不是蘇聯的蘇，而是1905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產生的一种組織形式。意為“代表會議”。布爾什維克奪權后沿用了這個組織形式。而蘇聯這個詞儿，是1922年才出現的。 數日后，我們在涅瓦河上見到那個給中國送來“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的阿芙樂爾號，這艘曾被我和無數人寫入詩句的神話戰艦，當時其實在彼得堡船厂大修，沒有下水，也沒有武器裝備。布爾什維克涌向冬宮的時候，船上的一個机械師發出几枚空彈，冬宮的大門早已由里面的防衛長官親自打開了。一次不流血的政變就這么輕易地成功了，近乎一場儿戲。連一直擔心暴動過于輕率而持反對意見的盧那察爾斯基都大感意外，他在一封信中寫道：“事變竟輕易實現。”   在俄羅斯期間，适逢“819”十六周年。   1991年8月19日，蘇聯一批保守派政要突然發動政變，非法成立了“蘇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由副總統亞納耶夫代行總統職務，廢黜了遠在克里米亞休假的總統戈爾巴喬夫（与1964年赫魯曉夫的故事如出一轍），要終結剛剛開始的艱難改革。在黑海之濱的別墅里，戈爾巴喬夫冷靜又堅決地拒絕了來人對他的逼宮，在危急之中，表現了一位大政治家的尊嚴。与此同時，莫斯科俄羅斯議會大廈前，葉利欽跳上叛亂部隊塔曼師110號坦克，呼吁莫斯科人和俄羅斯全体公民進行反擊（奇怪的是，那些當兵的沒有傷害他甚至沒有阻止他）俄羅斯人民，包括一千多万蘇共党員，在這歷史關頭，冷靜又堅決地做出了自己的選擇。那些被派來鎮壓或威懾的部隊，也倒戈了。數日后，戈爾巴喬夫回到莫斯科，他以一种多少有些悲壯的鳳凰涅槃的方式——辭去蘇共總書記，解散蘇共——簡洁平和地完成了俄羅斯一次歷史劇變。 想來也很巧，當時我正在俄羅斯遠東的一個城市，對于莫斯科發生的那個事變。居民們保持了令人震惊的冷靜。沒有哄搶，沒有騷亂，沒有不同觀點人群之間的沖突，只有報刊亭前買報的長隊，透出他們內心的激越与動蕩。市面上一切如常。連排隊都是規規矩矩的，兩個人之間，空出一個人的距离，沒有加塞插隊，許多人拿一份報紙或一本書，耐心地讀，耐心地等。如果有一點小小的騷動，大多是我們的某些同胞不太守規則了。那正是蘇聯副食日用品供應緊張的歲月，貨架上空空如也，讓人想起了我們的三年飢荒。偶有一些黃瓜西紅柿牛肉火腿腸擺放在里面，价格都极高。當時盧布貶值厲害，一元人民幣可以換100盧布。揣上几千元人民幣，便像八十年代初期那些港台闊佬來到大陸一樣。只是他們的售貨員并不見錢眼開，常常會优先照顧本地的顧客。在肉食极度匱乏的時候，滿大街的鴿子卻依然過着安詳的日子，在草地上嬉戲，在人群中流連，沒有誰將它們擰了脖子拿回去炖湯。我至今記得，一位賣爆玉米花的老太太，生意清淡，每每有鴿子飛來，她都會撒一把喂它們。還有滿大街的狗，各色各樣的狗，沒人打了回去下火鍋。 俄羅斯人是沉靜的，隱忍的，其中有一种堅守与高貴。這或許和他們的宗教傳統有關。74年的專制制度下，有過內戰，有過鎮壓，有過特務恐怖，有過告密与叛賣，有過排山倒海般的外敵入侵，但是沒有大規模的面對面撕破臉皮的群眾運動和大規模的文化毀滅与打砸搶，沒有那种全民的瘋狂，囂張、野蠻与粗鄙，也就是說終于沒有毀掉他們人性中最后的一絲恥感和尊嚴。所以，對于那些干了惡事最終因絕望或羞辱而自殺的人物，我總會報以某种敬重。像著名作家法捷耶夫，像819政變策動者之一的前蘇聯內政部長普戈。 今年的819剛好是一個禮拜日。滴血大教堂人群熙攘，唱詩班和諧空靈的圣詩在教堂的穹頂下回蕩，教堂外臨時搭建的舞台上，孩子們純淨如天籟的合唱傳布到很遠。 戈爾巴喬夫實行《宗教自由法》十七年來，俄羅斯的東正教信眾已達總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多，還有百分之十几信奉其他教派。看着教堂內外那些平和虔誠的人們，年老的七八十歲，年輕的二十上下。為什么一個被禁絕74年的信仰，會如此蓬勃地在這片土地重新生長出來？這里面最年長的，當年也才是一個牙牙學語的孩子。這是一個傳遞之謎。 十二月党人廣場上，一對新人正在舉行婚禮。他們接受着一對宮廷裝扮的男女的祝福。俄羅斯的青年男女喜愛在一些具有紀念意義的地方舉行婚禮——教堂，公園，海濱，烈士墓，名人紀念碑，不像我們，總是在喧譁的酒筵上。 不遠處，那個因普希金《青銅騎士》而聞名遐邇的彼得一世騎馬雕像前，一個舊俄士兵裝束的青年，也如雕像一樣，持槍站在這位沙皇身邊。對游客的拍照，如雕像一樣不為所動。 藍寶石一般的冬宮博物館，用玻璃罩住的達芬奇原作《麗塔的圣母像》前，靜靜的，圍滿觀眾。進入冬宮的鏤花鐵門，踏上冬宮的寬闊樓梯，想起那部經典電影《列宁在十月》，那一場激烈的夜戰——炮火，槍聲，犧牲与占領，想起那個赤衛隊長馬特維耶夫喊着，別朝那些雕塑開槍，那是尼古拉留給我們無產階級的禮物！然后他沖進會議室，一邊用小梳子梳着頭，一邊笑對那些目瞪口呆的人們瀟洒地說：“臨時政府的先生們，你們的公事辦完了，從現在、直到永遠”。后來知道，那一場攻打冬宮的激烈戰斗場面，是二十年后的一次電影虛构，它真正的導演是斯大林。 但是，這些沙皇的禮物，确實被保存下來了。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今天它已經成為世界四大博物館之一：四百多間展廳，三百多万展品，22公里長的展線每天都有河水一般的人群從這里緩緩流過。 涅瓦大街游人如織。這依然是當年普希金的涅瓦大街，是安娜卡列尼娜的涅瓦大街，也是列宁格勒保衛戰中那個寒冷又飢餓的涅瓦大街——因為它的一切几乎都沒有改變。你几乎可以碰到在這里散步的馬雅可夫斯基和喝茶的阿赫瑪托娃看到一幢大樓有些怪异，走近一看，原來是一幢正在修繕的舊樓，里面几乎掏空，但是一幅巨大的畫布蒙在工地的外面，畫着這幢大樓的外牆，几乎可以亂真，大概是怕施工破坏了大街的美麗。 一只漂亮的黑白兩色花貓，在人們來去匆匆的路邊四肢伸展地呼呼大睡。我以為是一只死貓，蹲下一看，肚皮在微微起伏。它半張開眼，看了看我，又睡去。俄羅斯的大街小巷公園景點，常常有這樣在大庭廣眾前酣然入睡的流浪貓狗。我常常為它們的這种安全感，這种對人類的信任而感動。還有在游人腳縫間覓食的鴿子。樹林里有松鼠，河岸邊有野鴨和海鷗。 所有的露天咖啡吧都坐滿了人。一個女孩要了一杯啤酒，在夏日的陽光下讀一本書。在公園，車站，河岸邊，地鐵上，常常看見這樣的讀書圖。不是那种時尚畫刊，也不是快餐口袋書，而是一本厚厚的，朴素的書。地鐵列車上，我和藍英年先生坐在一位年輕姑娘的身邊。她心無旁騖讀着一本書，一直沒有抬頭。我忍不住，讓藍先生問問她，讀的什么。藍先生不好意思打攪，但還是問了。姑娘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藍先生想了解這個女孩子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理解多少，又提了几個問題。女孩子回答得很聰明：“您都知道，我就不回答了。” 入夜，一場《天鵝湖》在涅瓦河畔的一個古老的劇院靜靜地開始了。環形的樓座，精美的包廂，還有金絲絨的幕布，讓你覺得這就是兩百多年前的一次演出。觀眾大多是中老年人，穿着規正，舉止儒雅。沒有音響，音樂聲起，每一句最細微的旋律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美麗的奧杰塔，英俊的王子，快樂的小天鵝還有那個惡魔，全身心地演繹着這個古老動人的故事。有兩場戲之間，大約演員換裝出了一點問題，大幕拉開，沒人出來，樂隊于是停下，全場一片靜寂，靜得像空無一人，一直到演員出場。 這就是彼得堡，16年之后的819。 短短十六年，俄羅斯人民的精神生活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告別了國家意識形態，向上，皈依宗教，向下，返回世俗。把政治交給政治家，把選票收回自己手中。   還記得那首無比壯麗無比豪邁的歌： 我們祖國多么遼闊廣大， 她有無數的田野和森林。 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 可以這樣自由呼吸 它的旋律是莫斯科廣播電台對華廣播的開始曲，當年在鄉下偷听敵台，一听見那鐘聲，血液就要凝固。后來知道，后面兩句是世界上最無恥的彌天大謊。但是，前兩句是真的。 從北京起飛，一路山岭褐黃，一路煙塵迷蒙。當万米之下的大地突然變綠的時候，有人說，進入俄羅斯了。大半行程就在這樣的綠茵之上飛行。快要降落的時候，看見那廣袤的綠色是一望無邊的參天大樹，就像鋪在大地上的厚厚的栽絨毛毯。 后來，走鐵路，走公路，漫漫長途，直通天際，從車窗望出去，永遠是田野田野田野。森林森林森林，不是种了庄稼的田野，是長滿野草開滿野花的田野，不是一溜夾道林或防風林，而是一望無際的原始森林。 近年來，莫斯科房价飆升，据說已經是世界上房价最貴的城市，但是市區內依然是大片綠地和樹林，街區間樓房間依然是大片空地，空曠得讓人心疼。我對友人笑說，中國的房地產商見了要號啕大哭：“真是暴殄天物啊！”彼得堡房价也不低，但是一眼望去，依然是一片百年老房，三五層高，沒見扒拉了蓋高樓。城中林園和草地比莫斯科更多，還有那縱橫交錯密如蛛网的河道，也沒見填了修路建房。他們保留這些，并不是將它作為示人的城市景觀，而是認為生活本來就該這樣。俄羅斯人愛國，從一棵樹木，一條河，一片草地，一幢房愛起，他們的自豪也來自于斯。他們說，我們的城市是建在森林中的，你們是在城里种樹。 彼得堡由一百多座島嶼，六十多條河流和四百多座橋梁构成，對于一個人口五百多万的城市，交通可想而知。但是，從三百年前彼得大地建城之初，他們就立下了一個不變的宗旨：把水留下。他們不光沒有填平那些涅瓦河的枝枝汊汊，還將它們擴寬，挖深，還新開了許多條人工運河，將散亂的水系連接成网。許多年前，我去紹興，問起魯迅先生筆下的小橋流水烏篷船。友人指着我腳下的馬路說，這就是，填了。但是，彼得堡沒有填，甚至一些偏荒的河溝都沒有填。還有那些沙俄時期的花園古堡宮殿林苑，依然是兩三百年前的模樣。各种各樣的云，洁白如棉絮的，燦爛如錦緞的，溫暖如油畫的，清淡如蟬翼的，便是烏云，也是那么洁淨，層次丰富像一幅舞台布景。常常美得讓人覺得不真實。都說在海外拍照，怎么拍怎么好看，其實很簡單，天好看。想起國內那些可怜的搞攝影的朋友，碰上一個能見度好的天气，立刻會互通聲气，背上攝影包就往外面跑，似乎遇上千年流星雨一樣。還有水，海水，河水，湖水，藍色的，綠色的，灰色的，都是透明的清新的。鬧市區的橋上岸邊，常有人釣魚或游泳。自來水可以直接喝。一個曾以重工業當家的國度，一個聚居着數百万上千万人口的古老城市，他們的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呢？他們的垃圾呢廢气呢？我想起我的家鄉武漢，它和彼得堡十分相似，是在中國最大水系邊的沼澤地上建起來的，應該說，地理環境武漢更优于彼得堡，兩大河流都是淡水，气候更宜于万物生長，湖泊密布，河网縱橫，城里還有許多山巒。很久以前，也像彼得堡一樣，高地蓋房住人，低地是湖泊河渠，如今，只留下許許多多天門墩，鄂城墩，六渡橋，云架橋，三角塘，四美塘，八卦井，九龍井，晒湖長湖歌笛湖一類的地名，讓人依稀記起這里曾經是云蒸霞蔚的云夢澤。城里那些蔥蘢青山，炸毀了，削平了，被層層鋼筋水泥包裹了。一些填湖而建的時尚小區，怀舊似的在樓房間挖几條小水溝，偶爾向里面灌几次散發着氯气的自來水。（未完待續）   [作者簡介] 胡發云﹐男，1968年高中畢業于武漢市第十四中學，同年到湖北天門縣插隊。1970年回城。當過焊工、車間統計員、厂工會干事。1984年到武漢市文聯文學創作所任合同制作家，后轉為專業作家至今。 近年來發表的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說《處決》、《麻道》、《老海失蹤》、《死于合唱》、《隱匿者》、《思想最后的飛躍》、《駝子要當紅軍》、《葛麻》、《媒鳥5》、《老同學白漢生之死》、《射日》、《曉曉的方舟》等。此外，還有《邂逅死亡》、《老傻》等一些散文、隨筆和藝術散論﹐個人文集四卷——小說集《暈血》，散文集《冬天的禮品》，紀實文學集《輪空，或再一次選擇》，詩集《心靈的風》，長篇小說《如焉》及紀實作品專著《第四代女性》。數十次獲得省、市及全國文學獎項。